今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“科技资金的分配和使用”的专项报告。在反腐败风掀起的当前,科研领域的经费使用也不免成为焦点之一。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,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“愤怒”,直指当前科研和教育领域经费问题上的屡屡违规问题,触发科技教育界的大讨论。

  去年,中科院候补院士段振豪贪污百万科研经费的消息还未消散,今年3月,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,被控贪污千万科研经费的案子又已开庭审理。

  追溯科研经费屡屡被挪用的原因,申请立项需“跑关系”、经费使用的管理过于僵化、科研人员薪水低等等是主要因素。种种乱象,让科研体制的改革,比以往更加迫切。

  董洁林对中美科研基金管理问题很有研究,最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越洋电话。

  对方长期在美国生活,丈夫是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。

  电话中,该女士痛苦陈述,丈夫归国几年后,一步一步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,变成一个满嘴谎言、贪污科研经费的“坏人”。他学会了把家中所有和科研出差无关的、比如亲朋好友的机票,都算到科研项目里面报销,并为此感到得意。

  目前,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备受关注。

 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,涉嫌贪污上千万元专项科研经费一案,已于今年3月开庭审理。如果这一指控被认定,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。

  今年7月,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,正接受组织调查。

  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公开表示,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审查两起有关科研经费的违法违纪案件,一起涉案人是知名环境领域专家,另一起是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。

  “最近一年,反腐力度越来越严,反腐力度大总是好事,但在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制度理顺,要像大禹治水一样,顺着水去治,而不是盲目去堵。”董洁林说。

  想挪用有各种方法

  一名曾经在山东某大学做动物研究的人士,听闻过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情况。

  在最初项目申报时,就需要“过硬”的活动能力,比如,项目申请者对项目审批者“有没有师生情谊、是否同门,上面有没有走动,有没有走关系,有没有套近乎”,都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  很多科研项目在申请时,设有经费区间,如社科类项目,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40-60万元之间,普通项目的经费一般在10-20万元。

  “一件事情,10万块能干成,20万也能干成,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请。”上述研究人士说。

  经费指标一般由相关单位研究制定,项目申请时,申请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经费,也没有审查团队对申请者的项目进行严格评估。

  只要申请下来,就有各种方法挪用经费。

  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,比如要采购一个原来标价60万的设备,给厂家支付回扣后,45万能拿到。

  武汉一重点大学教授张辉(化名)说,不久前学校发布通知,要求各学院老师自查科研账务,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检查。他去学校财务处报账时,看见了有“所谓的”公司,向学校退回科研经费。

  他解释“科研项目的部分工作可以委托给公司,该公司能获得相关的项目经费。公司经费该用多少,用到哪里,学校是无法审核的。有的教授会将其委托给自己或家属所开设的公司,合同随意性较大。”张辉说,最近查得严,有人把钱主动退了回来。

  根据中国科协2004年公开出版的《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》,“全国来说,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%左右”,此前有媒体解读,这意味着60%的科研经费流失,但中国科协对此予以否认,但其并未明确说明剩余60%的资金去向。

  定好了,差的也得买

  山东某研究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,事实上,目前财务制度过死,乃至于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环节中,比如找发票。“不少人跟我抱怨,很多科研考察的地点都搞不到发票。特别是去野外考察,需要当地人做向导、住宿、甚至打黑车,这些都没发票。但弄不到发票,就得自己出钱,最后只能想办法到处找。”

  “很多问题都得从体制上找原因。”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说。

  在经费问题上,管得过严、过细,一些大的科研项目上,比如水专项上,“科技主管都快成会计了,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,项目做得太繁琐了。”

  不仅过严过细,而且十分僵化,他表示,“五年前订的设备,现在降价了,或者不是最好的设备了,但根据规定,还是必须得原价买。”

  同样情况在社科领域也存在,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副教授认为,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很严格,另一方面又很僵化。有些钱比如劳务费导师不能拿,“但是导师可以聘请助理、咨询专家。但咨询费又是可以造假的,比如只给了800,你可以说是8000,财务只管程序,有转账单和签字就行。”

  对于社科类科研来说,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介绍,搞社科研究的学者,很多时候要和人进行交流和调查,难免请人吃饭、喝茶,但是相关制度规定可以报销餐费,但不能报销喝茶费,“这不是很荒唐吗?本来喝茶更便宜。”

  他认为,目前科研经费制度对怎么花钱管得太多,“打酱油的钱不让你买醋”。

  高薪能否养廉?

  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就读物理专业的博士赵牧(化名),作为基层科研人员,经常要参与科研项目,但补助每月仅千元,这在北京捉襟见肘。

  导师为了补贴他们,在科研项目申请下来后,会想尽各种办法从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出来,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这样下来,赵牧“一个月总收入将近两千元”。

 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,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在美生活近30年,在国内也熟悉了本地科研生态。她发现,在中国,科研人员工资非常有限,很多东西不能报,也可能使他们产生违规的冲动。

  一名中科院系统人士近期和香港的教师聊天,发现在香港,教授工资非常高,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,其教师薪水一年可达100万左右,为美国教授的1.5倍,是英国教授的2倍,是“典型的高薪养廉制度”,“他们教师的心都很静,该拿多少就拿多少。”

  在美国,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。

  反之,在内地,即使是中科院、北大、清华这样的单位,在目前的财政拨款体系下,事业编制的教师年薪也只有三四万。如果申请到科研项目,大部分经费都花在设备购买等方面,用于人员福利的相当少,最多只有15%的劳务费可给在校研究生等,老师不能享有。

  “不是越严越好”

  在某方面,中国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极为严格,甚至可以说是严苛。

  李涛(化名)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。他帮导师买一台科研用的电脑,要去学院盖章,去财务处核算,再去设备科盖章。然后拿着商家开具的发票、合同去学校财务处,财务处才会将相关经费打给商家。

  董洁林并不认可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。她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政策,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,并不和人性匹配。

  一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美国的科研财务管理较为宽松,项目通过评估后,认定了多少钱就会给多少钱的预算。至于怎么花这笔钱,并没有过多限制。美国的科研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制度上。

  但美国的科学家一旦在财务上出了问题,哪怕是小问题,就上了黑名单,终身不得翻身。

  董洁林发现,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,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,一发不可收拾。更可怕的是,当大家都这么做,违规变成习惯,本来无辜的人,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。

  董洁林想起那位给她打越洋电话痛诉丈夫劣迹的女士:“她现在打算和丈夫离婚了。”

  董洁林发现,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,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,一发不可收拾。更可怕的是,当大家都这么做,违规变成习惯,本来无辜的人,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。

  部分科研腐败事件回顾

  1.陈英旭案

  今年3月,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审陈英旭涉嫌贪污案。陈英旭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。检方指控陈授意博士生,通过开具虚假发票、编造虚假合同、编制虚假账目、套取科研资金等手段,将千万元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,占为己有。

  2.段振豪案

  今年年初,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,终审判处段振豪有期徒刑13年。段振豪此前为候选院士。法院认定,段振豪与另一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科研经费124万,其中段单独贪污5.85万。二人主要是找虚假票据从科研经费中报销。

  3.李兴华案

  今年7月26日,广东省纪委确认,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。在此之前,广东省内的佛山科技局、广州科信局均爆发腐败窝案。媒体称,这些系列案件与科技资金腐败密切相关。

来源:新京报

发布时间:2013-10-22